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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渔说剧本中宾白繁多从他开始,理解者认为他把宾白当文章推敲,兼顾口说与耳听;怪罪者认为宾白不应反客为主。他解释前人宾白少是留待演员发挥,但新戏观众不熟悉剧情,只能靠宾白交代始末。

传奇中宾白之繁,实自予始。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。知我者曰:从来宾白作说话观,随口出之即是,笠翁宾白当文章做,字字俱费推敲;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,不顾口中顺逆,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,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,岂一人之耳目,有聪明聋聩之分乎?因作者只顾挥毫,并未设身处地,既以口代优人,复以耳当听者,心口相维,询其好说不好说,中听不中听,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。笠翁手则握笔,口却登场,全以身代梨园,复以神魂四绕,考其关目,试其声音,好则直书,否则搁笔,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。罪我者曰:填词既曰“填词”,即当以词为主;宾白既名“宾白”,明言白乃其宾,奈何反主作客,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?笠翁曰:始作俑者,实实为予,责之诚是也。但其敢于若是,与其不得不若是者,则均有说焉。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。前人宾白之少,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。盖彼只以填词自任,留余地以待优人,谓引商刻羽我为政,饰听美观彼为政,我以约略数言,示之以意,彼自能增益成文。如今世之演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“荆刘拜杀”等曲,曲则仍之,其间宾白、科诨等事,有几处合于原本,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?且作新与演旧有别,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“荆刘拜杀”等曲,家弦户诵已久,童叟男妇,皆能备悉情由,即使一句宾白不道,止唱曲文,观者亦能默会,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。至于新演一剧,其间情事,观者茫然;词曲一道,止能传声,不能传情,欲观者悉其颠末,洞其幽微,单靠宾白一着。予非不图省力,亦留余地以待优人,但优人之中,智愚不等,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,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?与其留余地以待增,不若留余地以待减,减之不当,犹存作者深心之半,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。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。至其敢于若是者,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,有创始之人,即有守成不变之人,有守成不变之人,即有大仍其意,小变其形,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。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,奇翻为正者,不知凡几,吾不具论,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纪事之书也,每一事不过数行,每一语不过数字,初时未病其少;殆班固之作《汉书》,司马迁之为《史记》,亦纪事之书也,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,数字为数十百字,岂有病其过多,而废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于不读者乎?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。诗之为道,当日但有古风,古风之体,多则数十百句,少亦十数句,初时亦未病其多;殆近体一出,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,绝句一出,又敛八句为四句,岂有病其渐少,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,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?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。总之,文字短长,视其人之笔性,笔性遒劲者,不能强之使长,笔性纵肆者,不能缩之使短。文患不能长,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。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,则虽为宾白中之“古风”、《史》、《汉》,亦何患哉?予则乌能当此,但为糠秕之导,以俟后来居上之人。

予之宾白虽有微长,然初作之时,竿头未进,常有当俭不俭,因留余幅以俟剪裁,遂不觉流为散漫者,自今观之,皆吴下阿蒙手笔也。如其天假以年,得于所传十种之外,别有新词,则能保为犬夜鸡晨,鸣乎其所当鸣,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。

剧本中宾白繁多,实在是从我开始的。海内理解我的和怪罪我的各占了一半。理解我的说:从来宾白都是当作说话来看的,随口说出来就是了,李笠翁却把宾白当成文章来做,字字都费心推敲;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写得分明,不管口中念出来是顺还是不顺,常常有看着刻本极其透彻,一上场搬演便觉得糊涂了,难道一人之耳目,还有聪明聋聩的分别吗?因为作者只顾挥毫叙写,并未设身处地,既以口替代演员,又以耳拟当听众,我心我口两相互动,寻思其好说不好说,中听不中听,这正是为什么会纸上分明,场上糊涂,观听效果判然而别的缘故。李笠翁写戏则正是手上握笔书写,嘴却登场演唱,以全副身心替代梨园,又复魂牵梦绕,全神贯注,考究其关目,拟试其声韵,好就奋笔直书,否则暂时停笔,这是笠翁传奇之所以观听咸宜的原因。怪罪我的说:填词既然称作“填词”,就应该以词曲为主;宾白既然名为“宾白”,明言白是曲的陪宾,怎么能反主作客,而犯树大过根的弊病呢?笠翁说:始作俑者,确实是我,你的指责确实有道理。但我敢于如此,与我不得不如此,都是有理由有说法的。请允许我先说明白我不得不如此的原因。前人剧本中宾白少,并不是有宾白一定得少的成法规矩。大约前人只以填词为己任,留有余地以待演员去自由发挥,认为按谱填词,斟酌剧情与声韵的事归我,唱念做打、对话独白,让戏文好听好看的事归优人,我以寥寥数语,向优人约略提示大概意思,优人自然会增益成文。像现如今上演《琵琶记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杀狗记》等戏,曲词仍然沿用原本,然而其中的对话独白、插科打诨等事,有几处合于原本,以寥寥数言塞责的呢?况且搬演新戏与上演旧剧有区别,《琵琶记》、《西厢记》、《荆钗记》、《白兔记》、《拜月亭》、《杀狗记》等剧,早已家弦户诵,男女老少,都完全能够熟悉剧情事由,即使不说一句宾白,只唱曲文,观众也能默默领会,如此则其宾白是繁是简可以不问。至于搬演一出新戏,其间剧情事由,观众茫然不知;词曲一道,只能传声,不能传情,要让观众了解剧情始末,洞察其中的幽微,就单单要靠宾白这一手段。我并非不贪图省心力,也想留有余地以待演员去发挥,但演员之中,聪慧愚笨,参差不齐,能够保证其增益成文的全都如剧作者的创作本意,毫无赘疣蛇足在里面吗?与其留有余地以待演员去增益成文,不如留有余地以待他们去删减,删减之不当,犹能保存作者艺术深心的一半,就像生了病不服药如同得到既不是良医又不算庸医的中等医师诊治。这正是我不得不如此的缘故。至于我敢这样的原因,则是以为千古文章,总没有固定的格式,有创始之人,就有守成不变之人;有守成不变之人,就有大处依守原则本旨,小处略变其形,自成一家,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。古来文字,正变为奇,奇又翻而为正的,不知有几多回了,我不一一具体论述,只从文字篇幅数量多寡增益的角度来讨论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都是纪事的书,每一件事不过几行字,每一句话不过几个字,起初并没有人嫌其少;等到班固作《汉书》、司马迁写《史记》,也都是纪事之书,却增益数行文字为数十、数百行;数字增益到数十、数百字,难道有嫌其篇幅字数过多,废弃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而不读的人吗?这是说少可以变为多。作为文学种类,诗当初只有古风,古风之体,多则数十句、上百句,少者也有十几句,起初时也没有人嫌其多;等到近体诗一出来,就把数十句、上百句精简为八句,绝句体一出来,又把八句收缩为四句,哪有人嫌其字数渐少,而选诗之家只收录古风,摈弃近体诗、绝句体而不收录的吗?这是说多也可变为少。总之,文字之短长,要看作者其人的笔性,笔性劲健的,不能勉强他,使他写就长篇大论,笔性纵放恣肆的,也不应勉强他缩长为短。文章怕不能写长,又怕它本可以不长却定要勉强拉长它。如果它能长,而又使人不能删削省逸,那么虽然为宾白中的“古风”、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,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?当然,我怎么当得起这样的评价,只是抛砖引玉,作为糠秕一样的先导,以待后来居上,后出转精之人。

我写的宾白虽然也有稍稍长一些的,然当初起手创作时,尚未臻于完美境界,常有应当简约却不简约,因留余幅以备日后删削剪裁,于是不知不觉就流于散漫。由今天的眼光来看,都是吴下阿蒙不成熟的手笔。如果天假以年,使我得以在所传十种曲之外,再另外创作新剧,我就能保证一定像良犬守夜、公鸡报晓一样,应该打鸣的时候打鸣,在不得不沉默的时候保持沉默。

注释▾

鲁肃称赞他说:“非复吴下阿蒙。”

原文▾

传奇中宾白之繁,实自予始。海内知我者与罪我者半。知我者曰:从来宾白作说话观,随口出之即是,笠翁宾白当文章做,字字俱费推敲;从来宾白只要纸上分明,不顾口中顺逆〔1〕,常有观刻本极其透彻,奏之场上便觉糊涂者,岂一人之耳目,有聪明聋聩之分乎?因作者只顾挥毫,并未设身处地,既以口代优人,复以耳当听者,心口相维〔2〕,询其好说不好说,中听不中听,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〔3〕。笠翁手则握笔,口却登场,全以身代梨园,复以神魂四绕,考其关目,试其声音,好则直书,否则搁笔,此其所以观听咸宜也。罪我者曰:填词既曰“填词”,即当以词为主;宾白既名“宾白”,明言白乃其宾,奈何反主作客,而犯树大于根之弊乎?笠翁曰:始作俑者〔4〕,实实为予,责之诚是也。但其敢于若是,与其不得不若是者,则均有说焉。请先白其不得不若是者。前人宾白之少,非有一定当少之成格。盖彼只以填词自任,留余地以待优人,谓引商刻羽我为政,饰听美观彼为政〔5〕,我以约略数言,示之以意,彼自能增益成文。如今世之演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“荆刘拜杀”等曲,曲则仍之,其间宾白、科诨等事〔6〕,有几处合于原本,以寥寥数言塞责者乎?且作新与演旧有别,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、“荆刘拜杀”等曲,家弦户诵已久,童叟男妇,皆能备悉情由,即使一句宾白不道,止唱曲文,观者亦能默会,是其宾白繁减可不问也。至于新演一剧,其间情事,观者茫然;词曲一道,止能传声,不能传情,欲观者悉其颠末〔7〕,洞其幽微,单靠宾白一着。予非不图省力,亦留余地以待优人,但优人之中,智愚不等,能保其增益成文者悉如作者之意,毫无赘疣蛇足于其间乎?与其留余地以待增,不若留余地以待减,减之不当,犹存作者深心之半,犹病不服药之得中医也〔8〕。此予不得不若是之故也。至其敢于若是者,则谓千古文章总无定格,有创始之人,即有守成不变之人,有守成不变之人,即有大仍其意,小变其形,自成一家而不顾天下非笑之人。古来文字之正变为奇,奇翻为正者,不知凡几,吾不具论,止以多寡增益之数论之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,纪事之书也,每一事不过数行,每一语不过数字,初时未病其少;殆班固之作《汉书》,司马迁之为《史记》,亦纪事之书也,遂益数行为数十百行,数字为数十百字,岂有病其过多,而废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于不读者乎?此言少之可变为多也。诗之为道,当日但有古风,古风之体,多则数十百句,少亦十数句,初时亦未病其多;殆近体一出,则约数十百句为八句,绝句一出,又敛八句为四句,岂有病其渐少,而选诗之家止载古风,删近体绝句于不录者乎?此言多之可变为少也。总之,文字短长,视其人之笔性,笔性遒劲者,不能强之使长,笔性纵肆者,不能缩之使短。文患不能长,又患其可以不长而必欲使之长。如其能长而又使人不可删逸,则虽为宾白中之“古风”、《史》、《汉》,亦何患哉?予则乌能当此,但为糠秕之导〔9〕,以俟后来居上之人。

予之宾白虽有微长,然初作之时,竿头未进〔10〕,常有当俭不俭,因留余幅以俟剪裁,遂不觉流为散漫者,自今观之,皆吴下阿蒙手笔也〔11〕。如其天假以年,得于所传十种之外〔12〕,别有新词,则能保为犬夜鸡晨〔13〕,鸣乎其所当鸣,默乎其所不得不默者矣〔14〕。

注释▾

〔1〕 口中顺逆:指说白平仄和谐与否,演出时念来顺不顺口。

〔2〕 心口相维:心口相互联属。指心中思量曲辞之神情,口中推敲曲辞之声韵,以求得声情并茂的艺术效果。

〔3〕 判然:显然;分明貌。

〔4〕 始作俑者:首开恶例的人,也指开先例者。语出《孟子·梁惠王上》:“仲尼曰:‘始作俑者,其无后乎!’为其象人而用之也。”俑,古代用于殉葬的木制或陶制的偶人。

〔5〕 “引商刻羽我为政”二句:谓前人以为,演唱时曲文的音阶高低是剧作家的事,而宾白、科诨、动作等则要由演员自行设计、加工或临场发挥。

〔6〕 科诨:插科打诨,指穿插在戏曲剧情演进中喜剧性的诙谐言语和滑稽动作。

〔7〕 颠末:始末,本末。

〔8〕 中医:中等医术的医生。语出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有病不治,常得中医。”意为有病不求医服药,等于找到了医术中等的医生,虽然比不上找到良医幸运但总比遇上庸医越治越糟糕强些。

〔9〕 糠秕之导:作者自称糠秕,谦词。犹言“某虽不才,愿导乎先路”。《晋书·孙绰传》:“尝与习凿齿共行,绰在前,顾谓凿齿曰:‘沙之汰之,瓦石在后。’凿齿曰:‘簸之扬之,糠秕在前。’”秕,瘪谷。

〔10〕 竿头未进:这里指创作尚未达到很高的境界。语出释道原《景德传灯录》卷十所载招贤禅师偈语:“百尺竿头须进步,十方世界是全身。”

鲁肃称赞他说:“非复吴下阿蒙。”

〔11〕 吴下阿蒙:自谦之词。《三国志·吴书·吕蒙传》注引《江表传》载,吕蒙少时不学,后努力读书,能文能武,才识富博

〔12〕 所传十种:是指李渔自著并已行世的《比目鱼》、《蜃中楼》、《怜香伴》、《慎鸾交》、《巧团圆》、《奈何天》、《风筝误》、《玉搔头》、《意中缘》、《凰求凤》十种剧本。

〔13〕 犬夜鸡晨:守夜的狗和报晓的鸡。

〔14〕 “鸣乎其所当鸣”二句:语出苏轼《与谢民师推官书》:“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所不可不止。”表达了李渔生命不息,创作不止的意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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